因为太累太困，他不一会就睡着了。
可是，不一会，他做起了噩梦，梦见日本鬼子突然进村了，烧杀抢掠，吓得他跟着别人拼命地逃跑。
可是，他跑得不快，很快就让鬼子追上了，一刺刀就戳在了他的肩膀上，疼得他大叫起来。
这时，睡在旁边的袁自强把他给拍醒了，说，“你怎么了？”
他醒了过来，喘了口气，说，“做了个噩梦。”
袁自强说，“我也是做了个噩梦，肩膀疼得不行，像是磨破了皮。”
陈杰说，“要不要消炎粉？千万不能发炎，一发炎，就很难好了。”
袁自强说，“去他妈的，要是发炎了，我就回家歇着。”
陈杰说，“黄书记不会同意。”
袁自强说，“我管他同意不同意。”
陈杰说，“没必要，反正再过三四天就要放假了，再坚持一下。”
袁自强愤愤地说，“从八月底下乡，到现在都四五个月了，都不说给咱们放上几天假，让咱们回家休息一下。茶场真是把咱们当成了劳改犯在使唤呢。”
陈杰劝着说，“别说这话，让黄书记知道了不好。别人能干的活，咱们也能干。别人能坚持，咱们也能坚持。”
袁自强说，“照这样坚持下去，不等咱们招工上去，就累死在这茶场里了。”
陈杰说，“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可怕。睡觉吧，明天还要挑砖呢。”
他们说完话，很快就睡着了，可是，感觉还没睡上一会，就听到了外面吹哨子的声音。
哨子吹得很响，像是洪水就要冲过来了。
大家知道这是黄书记在催促让大家赶快起床，去月牙岭上担砖。
过去，大家都是听到《东方红》的乐曲声才起床，可是，自从上个月起，总是还没等到《东方红》的乐曲声响起，黄书记就吹起了哨子。
因为到了冬季，公社广播站到了六点钟才开始播音。
可是，黄书记总是在五点钟就吹起了哨子，喊着要大家起床上工。
因为整个公社茶场里就没有钟表，只有他一人戴着手表。
随着一阵尖厉的哨声，黄书记大声地喊道，“起床了，上工了。”
陈杰醒来了，但还是好困，看了看窗外还是漆黑一片，就装着没睡醒。
袁自强骂道，“天还黑着呢，就喊了起来，真是变成了周扒皮。”
说着，也睡了起来。
可是，黄书记马上进到了屋里。
因为四五个房间都是相连相通的，而且大门夜间也是敞开的，因为把门一关，有些老职工夜里外出回来，就得要叫门，很不方便。
黄书记进到了屋里，大声地叫着喊着，“为何还不起床？还不起床？”
可是，大家对他的喊声早就习惯了，还是不理不睬。
黄书记就把电灯拉着，让亮光刺着大家没法睡觉，一边喊着，“起床，起床。”一边把大家的被子掀开，在旁边看着大家把衣服穿好才离开。
大家起床后，先跑到外面撒尿。因为睡了一夜了，尿也憋了不少。
因为厕所里只有两个蹲位和小便池，所以，大家都是跑到房屋旁边的隐蔽处去小便。
房屋侧面是山岭的一个坡，上面有一片平地，竖着一个篮球场。
一时间，这里一下集中了二十来人，站成一排在撒尿。
黄书记已经在房屋前开始催着大家出工了。
他通常先是把那些比较上进和听话的人拉在前面，让他们带头。就像是把领头羊管好，羊群就会顺从有序地跟在了后面。
陈杰过去也属于上进和听话的人，可是，见黄书记这样地对待知青，就对他产生了一些反感，也就不想表现得那么上进。
但他也不想落在后面，总是走在大家的中间。
他进到屋里，拿起扁担，担起两个蒲箕出了门。
蒲箕是用竹子编的小筐，用绳子把两个帮拴在一起，往扁担上一边放一个，就可以担土，担砖，担其他东西。
人们从乌鸡岭上的茶场驻地下到战备公路旁边的河沟下，顺着山间小路，很快就形成了一支三十来人的队伍。
因为刚起床不久，温度还有些冷，人都迷迷糊糊，不太清醒，也都不说话，快步地朝着月牙岭那边赶去。
陈杰走在队伍中间，感觉还没睡醒，就打着呵欠跟着大家一起走着。
大家的步子很快，像是在急行军赶路。因为茶场规定一天必须挑上五趟砖。
如果他们不赶紧，晚上回来时就会到九点钟，再一吃饭，就到了晚上十点。
他们一会上到山坡上，一会下到了水沟边。
农村的山地和水田边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小路，但他们早就把这些路走熟了，知道哪条小路是最便利的捷径。
茶场附近几乎都是荒野，多是山坡，少有水田，几乎看不到一户人家。
等他们走到实验大队一队的村前时，天色已经亮了起来。
大家虽然没表，但长期的实践经验让他们已经掌握了判断时间的能力。
只要看一下天色或是太阳的方位，就能大致知道是几点钟了。
当他们从实验大队的一个村前走过时，才听到《东方红》的乐曲声从村子那边传了过来。
大家不禁又加快了步伐，从河沟边一直进到一片松林，出了松林，一连又上了好几个坡，就来到了月牙岭的山脚下。
从山脚下上到岭上，是一面有一百五十米的五六十度的大坡。
从大坡爬到顶上就是月牙岭。
月牙岭也是把一个山包夷为了平地，与红花中学的红花岭隔山相望。
岭上建有两栋用红砖盖起的十分耀眼的平房。
这本来是红花公社最让人羡慕的两栋住房，因为只有公社机关大院里的房子是一砖到顶的房屋，而且还是用青砖盖的，自然不如红砖看起来那么富贵显眼。
可是，这两栋红砖青瓦盖起来的房屋还没等着有人住，就被拆除了。
这让这些担砖的知青们大惑不解。
站在月牙岭上朝岭下看去是一大片平整的水田，从岭下一直延伸到罗江江边，足足有五六十亩。
水田旁边还有一大片山坡茶园。
本来，公社就是要把知青点设在月牙岭上，把这片水田和周边的一片茶山包给他们管理。
可是，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公社领导又改变了主意，决定把知青安排在公社茶场，所以，这两栋房子也要改建在公社茶场。
眼下，这两栋房屋已经拆掉了一栋，还有一栋正等着拆呢。
拆下来的砖块整齐地码成了一跺又一跺，摆在房前的平地上。
知青们来到这里，把这些砖块数上二十块，往蒲箕里每边放上十块，担起就走。
也有的人要数上二十二或二十四块，想要表现得比大家更吃苦更上进。
当然，女知青们一般只数上十四块，按每块砖块五斤重，十四块砖头也有七十斤重。
这个重量对于城里来的女知青已经够重了，再把这些砖担起走上十多里山路，运到乌鸡岭上，就更是不容易了。
况且在农村里，哪有女人挑过担子？
陈杰原来也不想比别人落后，只要有人挑二十二或是二十四块，他也要豁出气力挑上个二十二块或是二十四块。
可是，没挑几天，肩膀就肿得老高，再一挑起担子，肩膀就压得很疼，到后来，实在疼得没办法，他都是用手来垫着肩膀，或是撑着担子，不让肩膀压得太痛。
后来他再不逞能了，每次只挑上二十块。
这是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的数量，除过李金生之外，没有人比这再少了。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基调，不要太出风头，因为出风头就是让自己多吃苦多受累，也多挣不了几个工钱。
就是担这一趟砖，把人累得臭死，也只能挣到两个工分，两个工分最多不过五分钱。
累死累活地挑上一天，跑上五趟，也只是挣上十个工分。
十个工分对绝大多数的知青来说，在他们所在的生产队里，也不过是几分钱或是一角钱。
所以，他只想干一天混一天，等到铁路工程处的招工。
他父亲是因公殉职，他和哥姐三人都是靠单位的抚恤金养大的。
到了单位招工时，他是可以有招工的优先权。
不管他表现得如何，到了招工时，没有任何人能卡住他不让他离开。他甚至都不用非要下满两年时间，就能离开农村。
实际上，他本来是可以不用下乡的。只因哥哥说了句“让他下到农村锻炼一下”，母亲就让他下乡了。
陈杰把二十块砖放在蒲箕里，还没喘上口气，就见有人已经挑着砖朝着岭下走去。
他想着下了早工，要赶紧吃饭，好赶往清河粮店，就把扁担往肩上一扛，快步地朝着岭下走去。
因为从岭上下来的坡度很大，不能走得太快，他就一步一个脚印地朝下走。
等他下到了山下，朝后一看，多数人还在后面慢慢地下着山。
走在前面的人都是体力好的，上进心强的。
起初，陈杰还觉得自己文文气气，体力肯定不如别人，可是，在几次劳动竞赛和比赛中，他都只输给了那位叫王新正的同学。
王新正比他矮一点，又黑又壮，比他魁实得多，劲也比他大，几次摔跤他都败给了王新正。所以，真正干起活来他只佩服王新正一个人。
此时，王新正就走在最前面，他的后面跟着三四个人。
于是，陈杰一阵快步追了过去，和他们走在了一起。
王新正确实是个干体力活的好劳力，而且耐力也好。
他挑着二十二块砖头，两个肩膀来回地换着，一口气不歇，很快就走到了河沟边的小路上。
陈杰一直跟在后面，肩膀疼得厉害，早就有些撑不住了，可是，他见大家都不歇，就咬着牙坚持着，心想，反正他把这担砖挑到了茶场，就可以不用再挑了。
而他们还必须一直要挑到腊月二十七日那天晚上。
终于有位同学坚持不住了，对走在前面的王新正说，“咱们喘口气吧，等一下后面的人。”
王新正这才把担子放了下来。
陈杰对王新正说，“你真是个铁人，就不怕累，不怕疼？”
王新正说，“怎么不累不疼，我还不是在硬生生地坚持着。”
可是，还没歇上一会，见后面的人快要追了上来，王新正说，“走，不能让他们追上来。”说着，便把挑子往肩上一放，又快步地朝着坡上一路走去。
越是离乌鸡岭越近，肩膀越是压得很疼，就是把手垫在肩膀上也是依然很疼。
不过，陈杰在暗暗地给自己鼓着劲，“再坚持一会，再走上两三里路就到乌鸡岭了，坚持住。”
他们这几个人咬着牙，一鼓作气地上到了乌鸡岭上。
等他们把蒲箕里的砖块码在规定的摆放处，站在山坡上朝着山下看去，就见后面的人已经被落在了两里路以外的河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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