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到他熟悉的环境里了，黎得水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看着三哥忙里忙外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和生气，黎慕军放心了很多。因为汽轮机是烧煤的，所以黎得水安排了两条船来装煤。其余的船装的货物是米油盐糖等，又能吃能用也能卖，应该讲，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周到了。六条驳船加上拖轮，就是七个单位。每条驳船平时配备六人一组，除了短枪，还配上一挺轻机枪。收尾的那条驳船，加派两个弟兄和一挺轻机枪，战斗力可谓强极了。但是，驳船的缺点是自己没有动力装置。因此分分合合就是军训的重点。黎得水和四十八个弟兄水里浪里训练着，按照船队的特点，每个单位既要能连同配合默契，又要能独立单个应付各种情况。
对于湖南水道，黎得水、周而成和黄金忠也仔细研究过。周而成是黎得水特别介绍来的，而周而成推荐的黄金忠，是个很好的船老大。他是湘西人，对去大庸的水路状况非常熟悉，请他做拖轮船长，也是找对了人。船队安排了一个事务长，来分管零星事物。事务长名叫郭林，是湖南澧州人，和湖北起义元勋“三武”中的蒋翊武是同乡兼同学，原是很要好的，他也是文学社的骨干，也积极参加了武昌起义。他和胡瑛还是亲戚，但郭林性耿直，很讨厌胡瑛那种翻手云覆手雨之德性，多次劝蒋翊武远离胡瑛，但无见效，渐渐地两人也疏远了。武昌首义后，郭林受到胡瑛的排挤，湖北军政府只安排了个闲职给他，他也不在乎，也不计较，故人缘和人望越来越好。其实武昌首义后有很多像他那样的党人，并不事事如意，这倒反更能看出谁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
黎慕军和郭林曾经一起去上海执行过特殊任务，两人不但熟悉，而且彼此之间非常尊重。郭林对目前湖北局势很有看法，观点和黎慕军差不多，为此和黎慕军一起去湖南也十分乐意。对他来讲，这也算是逃避现实的明智举动吧。此时湖北的局势也很微妙。国内时局还不稳定，湖北军政府还有很多事要做。但大权在握的黎元洪却提出了反对军人政府，实行军民分治，并在此基础上整顿军队，整顿会当帮派。黎元洪跟随张之洞多年，知道军人割据对国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特别是那个袁世凯，张之洞多次提到他是私人军队的继承人，是个枭雄，非常厉害。再说，黎元洪的性格使得他对充斥会党帮派的军队很不满意。
他认为当时的军界既无道德心，也无法律心，更无责任心，造成了湖北种种不稳定。其实，在“二次革命”中的一些闹事的军人更像一些痞子，一有不满，就武装寻衅。针对全国和湖北的军人执政多扰民的情况，他非常担忧。黎元洪首先取消了军政府，改设都督府和民政府。把行政权交给了刘心源。这种军民分治不为有远见，而且是真正意义上政治体制变革。然而，黎元洪此举选择的时机的确很有问题，引起了袁世凯和部分党人极大的不满，黎元洪把自己推到了矛盾的最前列，在策略上处于很被动。黎慕军也劝过黎元洪，多事之际以维持现状好，孙、袁本质上都是很专制的人，他们绝不容许其它的人在国家大事上说三道四的，形势实际上对黎元洪已经很不利了，唯有湖北内部团结自保，才能让辛亥革命的成果在湖北保存下来。
但是此时在黎元洪周围已有孙发绪、饶汉祥等人出谋划策，黎慕军的话说了用处不大。在他们的怂恿下，黎元洪开始了大裁军，设想把原有的八个师镇削减到四个缩编师，实际上要把许多党人清洗掉。这样一来，湖北内部矛盾就更激烈了，湖北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就大大下降，特别是革命的力量大大削弱而保守投机的势力扶摇直上。黎慕军坚决反对在这个时候这样做，但此时此刻他黎元洪眼中，已经大不如前了。黎元洪铁了心要实行裁军，他不想听到黎慕军反对的声音。他开始有点烦黎慕军了。为此，他催促黎慕军等人尽快上路。他对黎慕军说，经历了半年多的折腾，湖北的财政也开始吃紧了，非常需要这笔巨款。他同意，这支队伍行动期间，由黎慕军全权指挥，一切由黎慕军定夺，都督府全不干预。见黎元洪如此顽固，忠言逆耳，黎慕军再也不去进言了。
于是黎慕军索性和黎得水一起集中精力去训练那些水师了。在六月底的一个风高夜黑的日子里，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悄悄地离开南湖，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湖南方向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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