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性的问题，我们且不说知易行难。我们只说需求。人的需求本来是分层次的，有近端的迫切的需求，有远端的精神的需求。当近端的迫切的需求逼在眼前的时候，人往往会放弃远端的精神需求。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在社会需要选择的时候，辛怀玉所选择的“做人”、“造士”显然背离了社会大众的真正迫切需要。家长选择了分数，学生选择了分数，教师选择了分数，学校选择了分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种教育机构更是应分数而生，手段花样层出不穷，招徕需要分数的人。这些机构里压根就没有“做人”一说，更别说“造士”。我们市里一所私立学校，完全是“造分”机器，但发展得很好，学费一年比一年高，学生一年比一年多。
总之一句话：社会需要决定学校办学方向。
社会对学校最大的需要就是分数，学校全部的努力就是分数。
我有时想，辛怀玉是不是生错年代了？要么早生几百年，要么晚生几百年。早生几百年又怕出身农民的辛怀玉连学习读书的机会也没有，晚生几百年，人的需求自然升到精神需求的层面恐怕辛怀玉又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那么，这个悲剧的人物是适逢其时了？
好了，还是不要打断辛怀玉对教育的思考，让他继续吧。
无论教育偏离教育多远，辛怀玉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
辛怀玉无力对抗社会需要对教育的左右，只好把自己的思想退缩到校园里，退缩到教师身上。
显然，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导，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的言传身教无疑对学生整体价值意识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辛怀玉由此想到师范教育，想到慎择师资。
诚如潘光旦所提出的，选择教师不仅要看他的学识多少，学问深浅，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识对他个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多少良好的影响，所谓学识与个人操守之间是否是贯通的，也就是教师在言语举止、工作作风上表现出的气质风度。
这种与人的学养贯通的气质风度，对学生尤具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具偶像的魅力。人在青年期都有崇拜偶像的天性，因此教师的深厚的学养与严谨操守相贯通的气质风度是教师必须具备的资质。
可是这些本来是师范教育应该有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点辛怀玉深有体会。以三流分数招进来的师范学生似乎也不再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的修养追求。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定位在教书匠的层面上，完成机械的、技术性的工作即可，至于学识涵养、个人操守已是工作以外的事了。
师范学习生活留给辛怀玉另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自卑。讲教学论的老师不愿提中国传统教育中蕴含的教学论，讲教育学的老师不愿提中国传统教育中蕴含的教育规律，讲教育心理学的老师更不愿意提中国还有教育心理学。唯有讲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的老师皱着眉头埋怨中国古代教育没有完整的体系。与之相反，凡讲到西方教育，大多眉飞色舞，跟看到亲娘似的。
辛怀玉后来反躬自省，发现自己受老师的影响，也曾着迷于西方教育理论。然而，真正接触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典籍后辛怀玉才逐步意识到潘光旦教育思想中一个教育观点的重要。潘光旦说：“教育只能产生并发扬光大于教育对象生存的土壤。”
欧美教育的土壤，是欧美的历史背景，欧美的文化传统，欧美的风土人情，即欧美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显而易见，中国的国情与欧美是迥然不同的。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主，孕化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有中国的文化，冒然摒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一味机械操作西方教育理论，是一种背弃教育对象、背弃教育对象生存的教育土壤和教育环境的教育，其结果可想而知。
辛怀玉的思想终于又回到了“做人”、“造士”。
辛怀玉后来完成的一篇论文《师范院校应秉承的教育理念》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清晰论述。
回到“做人”、“造士”的辛怀玉想起了大学时曾经读过的潘光旦的一篇题为《近代教育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文章。当时兴奋之至，还做了笔记，最后一段几乎能背下来。
“国难的形成，自有它的内因外缘，若就其内因而论，我始终以为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叫我们谅解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知忏悔。”
“而今虽没了国难，但教育也不能随波逐流，成为庸俗的附属。”
辛怀玉这样想的时候，心中澎湃起了激情。
也许恰恰是这段话启迪了辛怀玉，赋予了辛怀玉神圣的使命。
也许是因了“菁莪造士，棫朴作人”的缘故。
也许是怀着“育才造士，为国之本”的教育理想。
辛怀玉的教育人生就此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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