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卞翩颠覆风格的唱法，没有人将“菊花台”和“沙洲令”系为同一人创作联系在一起。反认为两首歌词都源自从武朝流传下来的‘烟花令’，两位名动秦淮河的当红名伎各凭自己才学惊艳创作。
争论蔓延开来，梁康是不知情，董婉儿、李香香联想到了梁康但又被否决，“沙洲令”声名鹊起时恰逢梁康、向雁受伤，梁康闭门不出阶段。再说了，自‘烟花令’慢慢在秦淮河传唱以来就有不少精通歌词的名伎或者通晓音律才子模仿风格创作过，只是没有达到‘烟花令’与之惊艳的效果而没有流传起来。
梁康在努力适应，但对于这个空间的认知受时间所限，还是无法达到知根知性，当然也就低估了‘菊花台’、‘沙洲令’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当下重农抑商的环境还是存在，但商人的地位却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不再对商人有不得穿戴丝绸之类的限制。官商融合，土商渗透越演越烈，士商关系开始密切，买官卖官的现象也开始变得频繁，不断出现的战争也加剧了朝廷财政负担，朝廷首开捐纳之例，积累巨额财富的商人靠捐输而得到官爵屡见不鲜。到梁康所在空间的明末后期，士商产生婚姻互通，性情互补的角色变化，商人地位提高也导致了读书子弟不再醉心于书本，富甲巨商成为社会羡慕的对象，官商产生千丝万缕关系，这就是官僚资本萌芽。这种模式的产生又衍生出了一个变数，即通俗文化的发展，也提升了通俗文学的地位并产生了特定文化消费阶层。包括大量科举不中的贫寒学子因生存所迫加入到通俗文化的创作当中，直接导致了通俗文化的创作水平和推广。
这才是‘菊花台’、‘沙洲令’得以快速被流传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个前提的存在，虽然‘沙洲令’这种脱离传统歌曲结构的曲风依旧被为数不少大儒名家驳斥，但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机构层面遏制、追究。
所以梁康在董婉儿、李香香以及卞翩眼中就是才子。
当然通俗文化的发展对于梁康而言是有益无害。
知晓争论内因的只有卞翩一个人；
但卞翩放任追随自己的文人才子渲染造势。
白衣卞翩的目的很单纯，既然找不到梁康，或许这样可以逼出梁康，况且卞翩还有一点耍笑的心理，想知道花魁大选因梁康两首歌词而引起时的表情。
极短的时间内双方的斗文就从秦淮河风靡应天府。
不管是卞翩依靠的“晴岚舫”还是李香香求生的“霁楼”都要支持自己头牌，谁都不愿意错失利用这个契机抬升名气的机会。
都有各自固定的文人群体，影响持续的扩大，“晴岚舫”、“霁楼”开始重金为卞翩和李香香买诗句歌词。
李香香本无意斗艳，但梁康之前的一句直接改变了李香香初衷。
对于李香香而言，这是一举拿下秦淮河第一头牌的机会，芳华绝代，也意味着会有大量文人墨客趋之如骛，宾客满楼，霁楼、自己双方获益，如此以来可以早日替自己和董婉儿赎身。
李香香的想法得到了董婉儿的大力支持。两位姑娘却不约而同的摒弃了找梁康帮助写歌词的想法。
即便梁康伤势已经痊愈，李香香、董婉儿也不想借助梁康之名。
在李香香、董婉儿执念，卞翩的别有目的以及‘晴岚舫”、“霁楼”的推波助澜下原本只是因为卞翩触景有感的一幕最终演变成应天府两派文人群体摇旗呐喊的头牌之争，花魁大赛。
本章已完